播流行 廣革新音到南鄉之聲中傳時代東音樂在從嶺

　　【開欄語】

　　一首歌的流行，背後是南乡一座城市、一片土地的音到音乐文化積澱。

　　從嶺南民間樂曲到粵語流行音樂，從唱片工業時代到數字時代，声中传廣東始終與中國流行音樂的广东革新發展同頻共振。開放包容的播流文化基因、敢為人先的从岭創新精神，使這片土地不斷孕育新的南乡音樂形態，也持續重塑著音樂的音到音乐生產與傳播方式。

　　8月25日，首屆流行音樂創作大會（廣東）將在廣州舉行。声中传羊城晚報推出“廣東流行音樂聲產力”欄目，广东革新試圖以曆史與文化為線索，播流追問三個問題：廣東如何一步步成為中國流行音樂的从岭重要策源地？它又如何持續影響一代代人的聽歌方式與審美經驗？這種創造力為何能夠延續至今？

　　答案，藏在百年來綿延不斷的音樂脈絡之中，也藏在一次次被時代激活的廣東聲音裏。

　　今年4月1日，第41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。在《海上粵韻——廣東音樂精品音樂會》尾聲，返場曲《步步高》響起，輕快激昂的樂聲瞬間引發全場共鳴。這段誕生近百年的旋律，早已嵌入無數中國人的基因中，成為不可磨滅的記憶。

　　作為廣東音樂的代表作，《步步高》出自廣東音樂大師呂文成之手。呂文成是廣東中山人，幼時隨父親前往上海。他的音樂生涯，是粵滬音樂百年交融的一個縮影。彼時的上海是風雲際會的大都會，也是新媒介與新文化的匯聚地。廣東音樂人在上海汲取都市養分，將傳統與西方音樂、現代審美融為一體，再借由唱片與無線電廣播傳向全國。時局變遷，這批在上海成長的文化人輾轉南遷至香港，又將這種融合精神帶入香港流行文化。

　　粵滬兩地的音樂，便在這南來北往中不斷交融，彼此滋養。而這份跨越地域的創造與融合，也在今天持續生發出新的回音。

　　嶺南基因孕育創新活力

　　廣東音樂能夠跨越地域與時代，其底氣首先來自嶺南文化中的開放基因。

　　清末以來，粵滬兩地的商貿往來極為頻繁。20世紀上半葉，上海已聚集了規模龐大的廣東移民。粵商不僅帶來了商業資本和經營理念，也把家鄉的生活習慣帶到上海。著名的先施、永安、新新等百貨公司皆由粵商創辦，並組建自己的粵劇團、粵樂隊，讓嶺南鄉音在黃浦江畔生根發芽。

　　鄉音承載著鄉情，但廣東音樂從未停留於“解鄉愁”的小天地。彼時的上海，正是一座多元文化交匯的城市。從租界走出的西方古典音樂、爵士樂，與江南絲竹、京劇、昆曲以及廣東音樂等傳統音樂形態碰撞融合。恰逢20世紀初中國“國樂改進”思潮興起，廣東音樂人主動參與其中，以“西樂中用”的方式吸收外來元素，推動廣東音樂不斷突破傳統邊界。

　　樂器革新便是廣東音樂主動求變的鮮明體現。祖籍開平的小提琴演奏家、製造家司徒夢岩開創“司徒夢岩模式”，讓小提琴成為粵樂的固定樂器；他的後輩、來自廣東中山的呂文成則進一步融通中西樂器特點，創造出廣東音樂最具代表性的樂器——高胡。

　　廣東音樂早期沿用粵劇伴奏形式，以二弦、提琴、三弦、月琴、簫組成“五架頭”，因整體音色高亢嘹亮，被稱為“硬弓組合”。呂文成受小提琴構造啟發，將二胡外弦由絲弦改為鋼弦，縮小琴筒，創造出更加清脆明亮的音色。隨後，高胡與揚琴、秦琴組成全新的“軟弓三件頭”，更擅長表現細膩的感情變化；在此基礎上，廣東音樂進一步吸收小提琴、薩克斯、吉他等西洋樂器，演奏形式更加豐富多元。

　　樂器上的創新豐富了廣東音樂的表現力，也使其更契合上海舞廳、茶座等新興都市空間的演奏需求。廣東音樂從“硬”到“軟”的演進，背後是音樂人融會貫通、擁抱變化的創新精神。

　　摩登上海助力粵樂傳播

　　廣東音樂的潛能因自身具有創新基因而奠定，而上海成熟的都市文化生態，則為它安上了飛向全國的翅膀。

　　20世紀初的上海，是亞洲唱片工業的重鎮。外資的百代、勝利，華資的大中華、新月、長城等唱片公司匯聚於此。1924年，當時頗具影響力的大中華唱片邀請司徒夢岩、呂文成等名家，灌錄了粵樂唱片《到春雷》，讓廣東音樂以商業化商品的形式推向全國。廣東人錢廣仁在1926年創辦新月唱片，全力製作廣東音樂戲曲唱片。呂文成的名曲《平湖秋月》，就是他與錢廣仁遊覽杭州西湖後寫就，並由新月唱片灌錄發行的。

　　唱片工業不僅擴大了受眾，也在潛移默化中重塑著廣東音樂的骨骼。當時，每分鍾78轉的黑膠唱片單麵錄製時長僅三到四分鍾。為順應這種傳播媒介的特性，廣東音樂開始脫離傳統粵劇的框架，大量短小精悍的作品出現，借助唱片與電台的普及迅速風行全國。

　　《步步高》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的代表作。在1936年百代唱片灌錄的版本中，這首三分鍾左右的樂曲巧妙融合了高胡、椰胡、琵琶與鋼琴等編製，既有嶺南音樂的韻味，又洋溢著現代都市的勃勃生機，迅速唱響大街小巷。

　　唱片工業讓廣東音樂傳播得更遠，新興的都市場所則轉變了廣東音樂的演藝形態。當時，上海的茶座、舞廳與電影院蓬勃興起。默片時代，電影放映離不開現場樂隊伴奏。憑借鮮明的旋律、豐富的情緒表達和強烈的感染力，廣東音樂逐漸進入上海影院的伴奏體係。此外，呂文成等小有名氣的民間音樂家更不時受邀登台。

　　上海成熟的商業文化與開放的都市舞台，一步步滋養著廣東音樂，最終推動它完成了從地方民間小調向現代化商業音樂的蛻變。

　　文脈綿延回響百年樂韻

　　粵滬兩地音樂交融產生的影響，並未隨著時代變遷而消散。

　　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，時局動蕩，許多在上海成長的音樂人與文化人相繼南遷香港。這股文脈匯入香港流行文化後持續發酵，構成現代華語流行音樂的重要基石。

　　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變後，廣東音樂大師呂文成離開上海定居香港。他被新月、和聲、歌林等唱片公司聘為固定藝員，不僅繼續創作廣東音樂，還將海派時代曲的配器與創作理念融進粵語小調，與周聰等人合作推出了《漁歌晚唱》《快樂伴侶》等作品，勾勒出早期的粵語流行曲雛形。有一個饒有趣味的細節：1972年香港電台開播的經典電視劇《獅子山下》，其第一代同名主題曲並非後來顧嘉輝作曲、黃霑填詞的名曲，而是直接采用了呂文成的《步步高》曲調，由葉紹德填詞、徐小明演唱。這首起源於上海茶座的廣東音樂，就這樣以粵語流行歌的形式，化身香港時代精神的早期聲浪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以著名作曲家姚敏、歌手姚莉為代表的海派音樂人也相繼移居香港，帶來成熟的海派時代曲風情。海派時代曲的生命力在此後數十年間被不斷重唱與改寫——鄧麗君風靡華語圈的許多名曲均翻唱自民國時代曲；而姚莉的代表作《玫瑰玫瑰我愛你》，不僅在1988年被黃霑填上粵語詞、由梅豔芳翻唱，甚至到了20世紀90年代，還衍生出了由梁家輝、劉嘉玲主演的同名喜劇電影。

　　根植於嶺南、有著深厚民間基礎的廣東音樂，與充滿現代都市氣息的海派時代曲在香港交匯碰撞，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。兩者的融合，孕育了20世紀70年代風靡華語圈的香港粵語流行音樂與影視文化。當香港流行文化以其生猛絢爛的麵貌席卷華語世界、成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時，不能忘記粵滬兩地音樂文化交融所留下的深刻印記。

　　回望百年音樂脈絡，廣東音樂之所以曆久彌新，應歸功於其開放包容、敢為人先的創新底色；而上海則以其開闊的城市生態和成熟的傳播工業，為這種創新提供了最廣闊的舞台。

　　如今，曾經孕育廣東音樂、啟蒙了現代流行樂的嶺南熱土，早已積澱出深厚的文化底蘊，建構起成熟完整的音樂產業生態。變化的是時代與媒介，不變的是廣東音樂敢於融合、不斷創造的文化基因。